中心主任李秉忠教授与中心成员杨关锋在《阿拉伯世界研究》2025年第3期发表期刊论文《库尔德问题、政治伊斯兰和军人政治：土耳其国家治理中的三大难题》，全文如下：
库尔德问题、政治伊斯兰和军人政治：土耳其国家治理中的三大难题
摘 要： 库尔德问题、政治伊斯兰和军人政治构成了土耳其国家内部治理的三大难题。 这些难题既相互区别，又彼此影响，其互动关系和发展演变共同决定了土耳其现代化道路在复杂与曲折中前行。 土耳其地处冲突频仍的中东和环黑海区域，这无形中增加了国家难题解决的难度。 自建国以来，其治理主体、治理结构、治理方式和治理文化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国家的治理文化也经历了从凯末尔主义到埃尔多安主义的变迁，决定这些变化的根本原因还在于传统与现代的持续博弈。当前，中东局势诡谲多变，出现诸多反常现象，显然阻碍了土耳其诸多治理难题的解决。 土耳其区域大国抱负实现的程度与国家难题治理的成效有密切关系。 受制于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土耳其的国家治理受到外部因素的深刻作用，库尔德问题将会更为复杂，政治伊斯兰的力量有可能进一步强化，军方对于政治的影响力可能扩大。
关 键 词： 土耳其；国家治理；库尔德问题；政治伊斯兰；军人政治
国家治理难题属于一国在治理过程中所面临的最根本、最具挑战性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未来的发展轨迹，是关乎国家根基和现代化进程的深层次问题，因而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治理问题。 土耳其面临库尔德问题、政治伊斯兰和军人政治三大治理难题，这既有深刻的历史根源，又与共和国构建过程中诸多诱因关系密切；既有共和国初期国家构建过程中出现和隐匿的问题，也包括共和国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转向民主选举制度变革下衍生的问题，更包括三大治理难题在其后演变过程中出现的复杂纠缠。 需要指出的是，土耳其的三大治理难题并非单纯由于治理不善所导致的积弊，而是现代化进程中始终未能彻底解决的深层次问题。 回顾土耳其共和国的百年历史，国家治理难题更多地呈现为螺旋式前行，其中充满了矛盾与冲突。 但与中东其他国家相比，土耳其在国家治理方面依然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就。
库尔德问题既是库尔德人争取文化和社会权利的体现，也是以族裔形式呈现的对国家的土耳其特性的深刻挑战。 在库尔德问题上，土耳其民族国家的发展道路和政治现实与库尔德人民族自决的要求相悖，库尔德人的独立诉求对中东地缘政治产生了持久和深刻的影响。政治伊斯兰指的是具有伊斯兰色彩的组织和政党在公共和政治领域中的作用，既包含了民众追求合理的宗教表达权利，也是对于主导性的世俗主义和凯末尔主义的直接挑战。 军人政治既包含军方通过政变方式推翻了既有文官政权，也包含着政变后军方对国家管理相关的制度性安排。 库尔德问题本质是国家的土耳其特性如何安放库尔德人和库尔德属性，政治伊斯兰的本质则是伊斯兰教是否干涉到公共权力的问题，军人政治则是军方以何种名义可以干涉政治和这种干涉的可持续性问题。
学术界对于土耳其国家治理中的库尔德问题、政治伊斯兰和军人政治鲜有综合的研究，更多是对其中一个或两个难题的专门论述。 较为集中探讨土耳其国家治理难题的代表性专著有： 政治学家梅利哈 · 阿尔图尼什克 （ＭｅｌｉｈａＡｌｔｕｎｉｓｉｋ）和厄兹莱姆·图尔（Öｚｌｅｍ Ｔüｒ）合著的《土耳其：延续与变革所面临的挑战》，该书重点论述了土耳其现代化进程中遭遇的威权倾向和身份政治问题；政治史专家厄尔辛·卡莱哲奥卢（Ｅｒｓｉｎ Ｋａｌａｙｃｉｏｇᘼｌｕ）的《土耳其动态：动荡地带之间的桥梁》，本书主要从权力之争和西方推手作用的视角探讨土耳其特有的治理模式，属于国家治理中的“权力结构与外部干预”问题；厄默尔·塔什普纳尔（Ｏｍｅｒ Ｔａｓｐｉｎａｒ）的《土耳其库尔德民族主义与政治伊斯兰》则集中探讨政治伊斯兰和库尔德民族主义对土耳其民族身份和世俗认同的挑战，指出简单的定性只会加剧土耳其正在经历的凯末尔主义身份危机。国内聚焦库尔德问题，代表性的专著当属唐志超的《中东库尔德民族问题透视》、汪波的《中东库尔德问题研究》与敏敬的同名专著，以及李秉忠的《土耳其民族国家建设和库尔德问题的演进》。 上述著作各有侧重，对土耳其库尔德问题都进行了详略有别的探讨。着眼于土耳其的政治伊斯兰现象，国外学者争相引入不同的研究视角，代表性的有“中心—边缘”视角、凯末尔主义的世俗主义视角、结构—心理视角、社会运动视角等。 国内部分学者也就此议题进行了宏观与微观研究、个案与理论研究、比较研究。国内外现有研究大多将土耳其军人政治问题细化为政治与军事状况、军政关系、军民关系等多个方面的深入研究。
笔者认为，库尔德问题、政治伊斯兰和军人政治都直接挑战了国家政权的权威，甚至导致了政权的更迭和主导性国家意识形态的变更，也严重影响了土耳其的国家形象。 正是基于对这种挑战长期性和严重性的充分评估，可以将它们列为土耳其国家治理的三大难题。 三大治理难题的发展演变及互动关系深刻注解着土耳其治理进程的成与败、得与失、乐与忧，呈现出传统与现代相互博弈的土耳其场景。
一、 土耳其三大治理难题的历史演变及其特点
库尔德问题和政治伊斯兰是长期影响土耳其国家治理的两大主要议题，它们一直是土耳其国家治理中面临的巨大挑战，军人政治则很大程度上是在这两大难题的背景中浮现出来。 库尔德问题和政治伊斯兰应该是文官政府治理的对象，但土耳其政党政治很长时间摇摆于强人统治和联合政府之间，影响到其治理成效。 脆弱的文官政府在治理相关难题方面乏善可陈，且自身治理能力不足的问题也愈发显现，使得土耳其的治理面临空前危机的同时，也为军人政治提供了机会。 军人政治的成功，导致脆弱的文官政府也由治理方悄然转变为被治理方，暴露出土耳其文官政府治理能力的低下。 换言之，三大治理难题之间既相互区别，又彼此联通，共同决定了土耳其现代化道路在复杂和曲折中前行。 土耳其国家治理难题的演进和国家对于难题的治理彼此交织，纵观其百年的历史，可以总结出以下四个基本特征：
（一） 土耳其三大治理难题出现的先后有一定次序性在土耳其国家治理难题中，库尔德问题最先出现，其次是政治伊斯兰，然后是军人政治。
库尔德问题至少要追溯到一战后奥斯曼帝国解体和土耳其共和国成立时期。 库尔德人总数的一半生活在土耳其，占土耳其总人口的 １５％到 ２０％，而且较为集中地生活于地势险峻的土耳其东南部地区。 奥斯曼帝国时代，中央政府总体上与库尔德人维持着某种利益共生的合作关系，但库尔德人的零星反叛也属于一种常态。 当帝国转向民族国家之时，这既是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形成期，也是库尔德人民族主义开始生成的时期，由此出现了土耳其库尔德问题集中爆发。 １９ 世纪二三十年代，土耳其库尔德人发动了几次较大的反叛，１９２５ 年谢赫·赛义德叛乱属于库尔德问题在共和国的首次集中爆发，其后较严重的还有１９３８ 年德西姆叛乱，但均遭到政府的严厉镇压。 事态平息后，土耳其当局采取了更广泛的压制措施，大量库尔德族人被强制迁往中西部地区，禁止他们使用库尔德族名字、禁止穿戴库尔德服饰，库尔德语言的使用也受到限制。 此间上演的从《色佛尔条约》到《洛桑条约》的转折，以及凯末尔主义的登台，是库尔德人问题历史根源中最具决定性的因素。土耳其人从这段历史解读中吸取的教训就是库尔德国家的建立将会极大损坏土耳其国家的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必须以诉诸武力或其他一切可能的方式来挫败这一阴谋。 而库尔德人则为了维护自身的族裔特征和民族权利，开启了持续至今的抗争。
土耳其转向选举政治后，库尔德问题则获得了新的动员力量，有了全新的表现形式。 库尔德人开始通过选举政治表达政治意愿，开展族裔动员和组织党派。库尔德人指责土耳其政府否认库尔德人的族裔身份，拒绝赋予其相关的文化权利。 当库尔德人采用政治方式无法达成相关诉求之后，逐渐转向暴力斗争，库尔德工人党（ＰＫＫ）的成立是最重要的标志。 西万·赛义德（ Ｓｅｅｖａｎ Ｓａｅｅｄ） 指出，“库尔德工人党是在对抗土耳其否认库尔德人政策中诞生的政治工程。”１９７８年，阿卜杜拉·奥贾兰（Ａｂｄｕｌｌａｈ Ｏｃａｌａｎ）成立了库尔德工人党，呼吁在土耳其建立一个独立的库尔德国家，库尔德族裔运动转化为了暴力冲突、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 但是，土耳其政府则以暴制暴，采取了包括军事打击在内的各类镇压措施。 土耳其政府与库尔德工人党的冲突至少造成了高达 １ 千亿至 ４ 千亿美元的损失。库尔德工人党以其严密的组织、独特的意识形态和斗争方式，不仅仅作用于土耳其库尔德问题，也深刻作用于中东整体的库尔德问题。库尔德问题的区域维度加大了问题解决的难度。
政治伊斯兰出现相对较晚，学术界对其出现的具体时间尚存在争议。 王建指出，由于土耳其的近现代改革运动都存在局限性，尤其是伊斯兰教的影响始终根深蒂固，坚持伊斯兰主义的政治力量虽数度遭到镇压，但仍顽强地生存下来，并出现了旨在复兴伊斯兰精神文化和生活方式，通过复古解决各种社会现实问题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奥斯曼帝国时代，伊斯兰教属于国家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远远超过了简单的宗教干涉政治的问题。 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实行严格的世俗化政策，伊斯兰教由于被打压而处于蛰伏的状态。 尼吕费尔·纳尔利（Ｎｉｌｕｆｅｒ Ｎａｒｌｉ）认为，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到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中期，失去社会地位的部落酋长、伊玛目和宗教团体并未退出历史舞台，他们领导的针对共和国世俗化的抵抗运动深处地下，伺机而动。一党制时期，伊斯兰组织很难获得机会参与土耳其的政治进程。 在 １９５０～１９６０ 年间，随着多党制的建立，宗教势力与执政的中间偏右的民主党结盟的机会出现了，民主党政府在执行凯末尔主义所强调的世俗主义政策中出现了大打折扣的倾向。 我们认为，在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伊斯兰教较大程度上已经在土耳其公共生活和政治领域发挥着某种组织化的作用，具备了政治伊斯兰的特征，宗教情绪的公开暴露，或者说伊斯兰文化的复兴，未必能够准确概括宗教复兴的性质。 需要强调的是，土耳其的政治伊斯兰更多地与选举政治相关，但又受限于既有的世俗主义框架，因而更多地表现为土耳其特点的政治伊斯兰。 此外，随着土耳其选举政治的纵深发展，伊斯兰教作用于政治的方式和程度也在持续变化。
土耳其军人政治出现的时间也较为明晰。 军人干政很大程度上属于土耳其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也颇为久远。 威廉姆·赫尔（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ａｌｅ） 指出，土耳其军方从历史上继承了三种遗产：军队被视同于国家；军官在帝国改革时代被认为是启蒙和现代化的先驱；共和国早期的军方从奥斯曼帝国继承了一个传统，亦即军人应在和平时期回到军营中，但在国家遭遇重大危机时可以介入政治。土耳其国家治理的世俗性质使其有别于其他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国家，这有利于民主政治的推进，但也为军人干政提供了机会。 土耳其民主的早期发展受到周期性军事干预的阻碍（１９６０ 年、１９７１ 年、１９８０ 年以及 １９９７ 年的温和的“后现代”政变）。 尽管军队最终将权力交还给了文官政府，但其巨大影响依然无处不在，并得到司法机构和国家官僚机构等世俗主义力量的支持。 这三支力量将自己视为土耳其共和国世俗和统一性质的守护者，这也是凯末尔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和思想。 它们积极抵制任何形式的共产主义、政治伊斯兰和库尔德民族主义，但这些却以破坏公民自由和人权为代价，因此，它们也被贴上了“深层国家”的标签。军队在土耳其历史进程中一直扮演着非常独特的角色，军方在许多领域相当活跃，它们在国内安全事务领域的影响并不亚于其在国际安全政策领域的影响。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和 ９０ 年代初，随着土耳其政治领域被日益重大的政治身份问题所界定，有两个群体再次崭露头角：一个是社会中的伊斯兰保守派，这一群体对军方有关世俗主义的限制性理解和执行以及军队自诩为世俗共和国守护者的角色持批评态度；另一个是库尔德人分裂运动，他们认为军方在政治体制中的影响力是库尔德人权利和自由的主要障碍。 受这种政治氛围的影响，土耳其军方再度加大了对于这两大问题的打击力度，由此也暴露出军方自身治理能力的局限性。
（二） 土耳其三大治理难题演进的共同动力和各自独特驱动力
过度推崇土耳其特性以及世俗主义，使得库尔德人的族裔诉求与普通土耳其人的宗教信仰难以得到充分的尊重。 随着土耳其转向民主政治，政党面临着获取选票的巨大压力，这一压力成为库尔德问题和政治伊斯兰两者的共同推动力。 然而，库尔德问题的族裔政治驱动力与政治伊斯兰的民众信仰诉求存在本质区别，二者各自的发展动力和目标不同，最终导致了两者在未来走向上的巨大分歧。 军人政治的崛起不仅与前两大治理难题所带来的混乱密切相关，还涉及军方为维护其特定集团利益而采取的行动。 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土耳其政治局势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 其中，军人在政治体系中的地位问题已经成为围绕土耳其国家治理和民主化建设讨论的中心问题之一。 军方既解决了部分问题，也造成了大量的问题。 从 １９６０ 年第一次政变到 ２１ 世纪初，军方要么通过政变直接影响国家政治和经济的发展走向，要么通过其强大的影响力间接影响国家运行。军方对于国家治理的参与包括但不限于：监督宪法的制定、针对库尔德问题开展军事行动、就伊斯兰教影响政治发出军方声音、参与经济互动等。 军方长期充当着库尔德问题和政治伊斯兰治理者的角色，军人政治通过政变的方式，并以国家意志为外衣，直接应对库尔德问题和政治伊斯兰。 军方在持续的应对过程中不断地校正对库尔德问题和政治伊斯兰的认知，政策也随之改变。 事实上，军人政治很大程度上完成了与政治伊斯兰的和解，在库尔德问题上做出了让步和承认自身解决能力的局限性。
尽管军方解决的问题并不比其引发的问题多，但这使得对土耳其军人在政治中的角色进行准确定性变得更加复杂。 军人由于持续发动政变，也成了国家治理的对象，这样一来军方既是国家难题治理的主体，也是治理的对象，而且这两种进程未必能够清晰区分开来。 这里面包含了复杂的军政关系的问题。 塞缪尔·亨廷顿（Ｓａｍｕｅｌ 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认为，军政关系，即军队与政府之间或者军事权力与行政、立法、司法三种权力之间的关系，具体是指军官群体与文官群体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其内涵和外延远大于亨廷顿的概括，至少还包含着军方对于传统角色和现代角色的再认知，包含着军方与社会关系的持续调整，甚至还包含了全球化进程中军方发挥的作用等。 土耳其对于各类政治难题的治理有着自身独特的逻辑，由此也引发了一系列独特的问题，包括军人政治在内的三大治理难题就是这一逻辑的重要体现。
（三） 土耳其军方与文官政府的共治与轮流治理
土耳其历史上确实出现过文官政府与军方共治或轮流治理的现象。 文官政府在解决治理难题方面乏善可陈，导致军方介入治理过程。 然而，军人政治的介入本身又演变成了新的治理难题。 土耳其的治理模式呈现出军方与文官政府交替或合作治理的局面，其中既有政府更迭，也有新宪法出台等政治变动。 军方治理方式更多是强有力的针对库尔德人的军事行动和推翻文官政府，推出新的宪法或者相关宪政法案，设置监管政权的机构以此保障日常制度化的干预政治，继而将政权交付文官政府。 文官政府则在应对库尔德问题和政治伊斯兰时表现出较为不稳定的特征，时而强硬，时而软弱，政策的跳跃性和变动性较大。 这种不稳定性正是导致治理主导权在文官政府与军方之间不断更替的直接原因。
现代土耳其国家早期治理能力较弱，治理难题的解决难度极大，但却没有陷入完全的失败，这与军方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的作用密不可分。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军方成了国家治理的主要执行者。 土耳其军方不但屡次成功地推翻了现有政权，而且先后推出了两部新的宪法，设置了新的国家安全机构，由此充当了国家治理的主体性角色，很大程度上是代替文官政府直接参与到国家治理中来。无论遭受多少诟病，历史事实是军方维持了共和国至少四十年的相对平稳局面，避免了国家长期陷入混乱。
从某种意义上讲，军方充当了文官政府的监护者角色。 共和国成立之初，凯末尔采用精英主义并推行自上而下的西化改革政策，将武装部队定位为文官统治的工具。 然而，经过了一系列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伊斯兰兴起之后，土耳其军官于 １９６０ 年发动了政变。 此后，规律性发生的政变有效地终结了土耳其文官对军队的控制，这种状况至少持续到 ２０ 世纪末期。 １９６０ 年至 ２００１ 年期间，作为凯末尔主义政权的监督者，军队要么通过政变（１９６０ 年和 １９８０ 年），要么通过发布备忘录或持续施压的方式干预政治，迫使民选政府辞职（１９７１ 年和 １９９７ 年）。尽管在安全问题上，土耳其武装部队（ＴＳＫ）的军官由专业的技术官僚组成，但军队经常利用国家面临的内部威胁，如库尔德民族主义和政治伊斯兰，来限制政治家的政策选择并塑造公众舆论。１９８０ 年军人干政的主导者凯南·埃夫仑（Ｋｅｎａｎ Ｅｖｒｅｎ）将军曾表示，土耳其武装力量始终忠诚于凯末尔主义，忠诚于国父，忠诚于国父的教导和原则，从未偏离国父所设定的发展道路。 同时，土耳其武装力量是国父的革命理念与训诫以及土耳其共和国福祉的最为忠诚且最具力量的捍卫者和保护者。
文官政府不管出于自愿还是被迫，很大程度上在军方的监护下学会了建立联合政府，学会了不同党派之间的合作，不同类型的政党也在军事政变后不断调整自身的意识形态和生存策略，由此成就了土耳其特点的政治文化。 能够在土耳其政治舞台上长久存在的大多为持中立态度的政党，它们都较好地采取了以世俗主义为纲，适度允许伊斯兰教存在的立场。 简言之，政党和政治家在数次军事政变中得以成长。 原本松散的联合政府、左翼和右翼的极端对立、世俗与宗教的彼此难以相容，逐步成为过去，土耳其政治进入 ２１ 世纪后基本保持了平稳且良性的发展。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５ 日的未遂政变，似乎预示着军事政变的结束，同时也可以看作是文官政府与军方关系演进至关键性节点，那就是文官政府获得了相对军方的优势地位。
２０１６ 年以来，埃尔多安政府大力建设非军队安全系统，例如宪兵、警察等内政部下属部队、民兵、雇佣兵等，这些措施进一步削弱了军方地位及话语权。２０１６ 年政变发生之后不久，埃尔多安签署法律，规定内政安全部队在宵禁期间的一切行动免责，随后又陆续豁免了参与镇压政变的公务人员及平民。 这一系列行为都显示了埃尔多安领导的文官政府高度掌控土耳其国内政局的趋势。军人政治的式微是文官政府成熟的重要表现，意味着土耳其的国家治理开始进入新阶段，只是这种趋势的巩固尚需时日。
（四） 土耳其国家治理文化的变迁： 从凯末尔主义到埃尔多安主义
土耳其国家治理根本性的变化还在于国家文化从凯末尔主义到埃尔多安主义的变迁。 土耳其国家的主导性意识形态最初是凯末尔主义，凯末尔主义指导下的国家治理更多强调世俗主义和土耳其特性，因而也决定了针对库尔德问题和政治伊斯兰的强硬解决方案。 随着凯末尔主义的式微，埃尔多安主义开始大行其道，土耳其的国家治理指导思想也逐步发生了深刻变化，埃尔多安主义最重要的特征是伊斯兰教与民族主义的相互支持和民族主义的迅速扩张。 埃尔多安主义不只是简单的埃尔多安的思想，也是凯末尔主义式微过程中诸多思想的混合。 埃尔多安时代最为深刻的治理变化就是军人政治遭遇重大挫折，政治伊斯兰获得最好的机遇，由被治理对象转而成为治理的主体。
政治伊斯兰与军人政治恰好相反，军人政治存在一个从治理主体向治理对象转变的过程，政治伊斯兰则上演了从治理对象到治理主体的逆转，由此复杂化了关于土耳其国家治理难题的效果评价。 凯末尔时期伊斯兰教属于国家管理的对象，穆斯林身份处于被遮蔽的状态。 进入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后，伊斯兰教对于政治的作用已经得到彰显，民主政治和伊斯兰复兴之间存在密切关系，民主政治的运行逻辑为政治伊斯兰提供了通道。 当代土耳其选举政治的重要时代特征是伊斯兰教随之复兴，这也大体上与中东的普遍趋势相吻合，只是伊斯兰教在土耳其复兴得更早。 伊斯兰教参与选举政治，显示出强大生命力，而且迅速实现了从依附于其他世俗政党到独立建党的重大转折。 伊斯兰教既吸引了大批选民，又成了世俗精英忌惮的对象，政治伊斯兰就此成为土耳其政治中无法回避的重要力量。 土耳其的政治伊斯兰虽不可能发展成伊朗式的政治伊斯兰，却足以消解世俗主义的影响力，并发展至为军方所接受，构成了评价土耳其政治伊斯兰治理成效的悖论。
土耳其政治伊斯兰带来的是深层次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的变化。政治伊斯兰带来了穆斯林身份的复活和伊斯兰教对于政治、经济的参与。 它既是宗教身份政治的体现，也是传统在现代化进程的再生。 就政党政治而言，伊斯兰政党丰富了土耳其既有的政党谱系，也意味着吸取了更多穆斯林的选票。 就经济和社会阶层而言，政治伊斯兰的基础是边缘群体的崛起和穆斯林资产阶级的兴起，使土耳其既有的社会阶层结构更为复杂，并对精英阶层的组成构成了深刻的挑战。 就意识形态而言，严格的凯末尔主义遭遇了激烈的挑战，伊斯兰主义得以发展。 当然，这种伊斯兰主义是得到世俗主义洗礼的伊斯兰主义。 有学者指出，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政治性，其政治意义超过宗教意义，其目标是政治伊斯兰化，建立神职人员占统治地位的伊斯兰神权国家，但并不是恢复传统的哈里发制度，并不要求完全打破现代社会的基础。正发党最终的胜出和持续执政，象征着土耳其政治伊斯兰达到某种高峰状态，标志着土耳其国家发展道路曲折之后或许应有的状态。
二、 土耳其三大难题的治理成果及其困境
三大治理难题都涉及土耳其国之根本，然而也不能将其影响无限放大。 库尔德问题挑战着国家的土耳其特性和领土完整，政治伊斯兰挑战了国家的世俗主义特性，军人政治则有多次推翻文官政府的先例。 尽管三大治理难题并未得到彻底解决，但土耳其大体上还是维持了稳定和较为良好的发展成绩。 库尔德问题依然非常严峻，但土耳其政府很大程度上还是掌握了该问题解决的主导权，且该问题的主导权已经由军方转到文官政府手中。 政治伊斯兰的关键点有二：其一，１９９７ 年军事政变，繁荣党主政的内阁被军方推翻，标志着伊斯兰政党首次执政的夭折；其二，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正发党开始了漫长的执政历史，标志着温和的政治伊斯兰在土耳其长期稳定执政。 １９６０ 年、１９７１ 年、１９８０ 年和 １９９７ 年土耳其先后上演了四次成功的军事政变，推出了 １９６１ 年宪法和 １９８２ 年宪法，就此在土耳其国家治理历史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２１ 世纪以来，军方与文官政府的关系悄然上演着极为深刻的变化，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５ 日的未遂军事政变有可能成为土耳其文官与军政府关系的界标性事件。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土耳其民众对埃尔多安的威权主义领导有些不满，但人们普遍认为军事推翻现有政府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７ 月 １６ 日，议会举行了一次特别会议，所有四个政党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谴责政变企图，并表示团结一致，反对政变对民主的威胁。
换言之，对于土耳其国家治理的评价需要尊重常识和事实。 最重要的常识和事实就是土耳其在中东混乱的局面中交出了良好的发展成绩单，甚至于被认为已经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标准，这是对其国家治理成效正面评价最有力的证据。土耳其现代化发展模式也基本上完成了传统与现代、世俗与宗教的调和，土耳其发展道路的成果不仅仅对于土耳其民众有着实实在在的意义，对于整个中东乃至更为广大的伊斯兰世界都提供了宝贵的发展镜鉴。 土耳其国家治理进程极大地丰富了非西方世界现代化道路的内涵，在与西方发展道路形成对照的同时，也为学术界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
（一） 独特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现代土耳其继承了奥斯曼帝国的衣钵，以伊斯兰文化为底色却致力于构建世俗的国家。 土耳其建国后遵循的是凯末尔威权主义主导下的世俗化发展道路，在此期间土耳其特性得到强调，伊斯兰属性和库尔德族裔属性处于被压制状态。 在传统社会中，由于宗教权威和政治权威的密切关系，宗教机构往往被革命领导人视为旧政体的象征，在法国、俄国、墨西哥和土耳其莫不如此。奥斯曼帝国时代的改革者们已经将帝国的落后和失败归咎于伊斯兰教，凯末尔也持有这种世界观。 共和国成立后，凯末尔更是追求以世俗主义为基础的现代化，致力于成为西方文明的一员。 凯末尔主义者对于宗教的态度深受 １７、１８ 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影响，也切切实实影响到土耳其现代化道路的走向，凯末尔全身心地致力于世俗国家和世俗社会的建设。 １９３８ 年凯末尔辞世之际，土耳其式的世俗化道路已经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与此同时，共和国否认了库尔德人的族裔属性，转而强调共同的土耳其属性。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战后土耳其选举政治的开启，既意味着通过竞选可以完成政权的更迭，也意味着被压制的宗教和族裔身份的复活。 现代化是极其复杂的过程，也拥有极为复杂的内涵，在土耳其表现为追求民主政治就得承担伊斯兰教复活和库尔德人公开表达身份政治的现实。 由此，土耳其开始面临着政治伊斯兰和库尔德问题这样的国家治理难题。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和 ６０ 年代在土耳其历史上占据着极为特殊的地位，既预示着诸多光明的前景，也是诸多问题起源的重要阶段。 这些问题除了前面谈及的政治伊斯兰和库尔德问题外，还有与此密切相关的 １９６０ 年 ５ 月共和国历史上首次发生的军事政变。 由此证明了现代化往往是鲜花与荆棘并存，选举政治必然带来身份政治的彰显，土耳其自此就在发展与治理难题的交织中艰难前行。
土耳其经历和正在经历着独特的现代化历程，庞大的穆斯林人口和民众结构、复杂的国家结构等导致土耳其难以消除威权主义、世俗主义、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等影响。 共和国成立后的前 ８０ 年似乎更多地证明民主损害了繁荣。军方原本属于治理的机构，后来由于钟摆性的军事政变，军方某种程度上也成了被治理的对象，这样军方就从正反两个方面影响着土耳其的国家治理历史。 也就是说，土耳其的治理主体、治理结构、治理方式和治理文化都在发生深刻变化，导致这种变化的则是更深层次的原因，必须追溯到国家与社会的长时段的复杂互动网络中才能找到。
埃尔多安时期，土耳其的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土耳其的民族主义也进入了新阶段，伊斯兰教也在加速回归，这是一个似乎要重新清算的时期。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以色列教育机构“学校教育中关于和平与文化宽容跟踪调查研究中心（ＩＭＰＡＣＴ⁃ｓｅ）”发布了《土耳其课程教科书中的埃尔多安革命》 （Ｔｈｅ Ｅｒｄｏｇᘼａｎ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ｔｈｅ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ｓ），报告指出正义与发展党自 ２００２ 年上台执政后，便开启了一场事关土耳其教科书的渐进式无声革命。 ２０１６ 年“７·１５”未遂政变发生后，这场教科书革命正以更显激进的态势快速推进，最为深刻的变化是，土耳其学校教育的伊斯兰化程度大大加深，意在培养虔诚的后代。 埃尔多安曾在 ２０１２ 年公开表态，为了培养土耳其的“虔诚世代”，应对教育体制进行改革。军方在国家政治中的地位，也前所未有地下滑。 埃尔多安主义实质是土耳其民族主义的新阶段，伊斯兰教和土耳其民族主义的深度交融仍然是埃尔多安主义的核心。 埃尔多安主义正深刻作用于土耳其的国家治理。
（二） 世俗主义与伊斯兰教的博弈和调和
土耳其一直经历着世俗化和伊斯兰的博弈，在博弈中双方正在达成合适的配比，这在伊斯兰世界中具有特殊性。这也是亨廷顿将土耳其定性为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的重要背景。 “土耳其国内伊斯兰的复活催生了公众的反西方情绪，由此从根子上损害了土耳其精英世俗主义和亲西方的情绪。 土耳其无法完全成为欧洲国家，无法在前苏联中亚国家中扮演主导性角色，以及伊斯兰教上升的趋势损害了阿塔图克的遗产，所有这一切使得土耳其依然是一个被撕裂的国家。”然而，世俗化和伊斯兰的融通达到了新的高度，正在达成世俗主义和伊斯兰因素的新平衡，这恰恰构成了土耳其重要的成功秘诀。 只是这种新的平衡能够维持多久，尚需继续观察。
伊斯兰教与现代性的关系也极其复杂，最重要的是伊斯兰教曾被认定为应该为土耳其为何生长不出西方式的现代化承担责任。 其中关键性的问题还是现代性的本土化。 伊斯兰政治身份具有两面性：一面是现代的和进步的，追求民主和经济的发展；另一面则是保守地具有威权主义的倾向，目的在于为社会提供一种宗教界定的道德密码。这一判断也可以为理解西方缘何持续指责土耳其的威权政治，以及对土耳其现代化说三道四的关键性因素。
土耳其世俗主义和伊斯兰主义的调和还需要注意新兴阶层的兴起。 正发党执政时期，新兴的中产阶层正在加速形成，他们在求变和调适、保持既有身份和道德价值之间不断挣扎。 新兴的中产阶层的出现标志着土耳其社会层面的革命性变化，也是国家治理持续转变的结果。 这一阶层的出现无疑既受到伊斯兰主义的影响，又受到世俗主义的作用，属于双重作用的产物。 此外，有关土耳其世俗化和宗教的讨论还必须重视历史的维度，那些经受住历史长河考验而保留下来的特质，或许才是最具土耳其特性的，这一点似乎与世俗还是宗教的关系并不很大。
（三） 土耳其对西方的认同和排斥
与其他中东国家相比而言，土耳其的现代化进程取得一定成功，但是这却引发了西方国家的诸多不适，这牵扯到对土耳其国家定位的再调整问题，使其成为中东诸多国家可以比照的案例。 然而，无论是土耳其的内政还是外交都在试图摆脱西方的束缚，试图将现代性与土耳其自身的文化和宗教相融合，这不仅仅是主观使然，更多是客观历史促成的。 土耳其的这一转型在埃尔多安时代似乎在持续提速。 西方习惯性地认为假以时日，非西方国家会随着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逐步向西方模式靠拢。 但是，西方的这种乐观情绪即便是在西方长期标榜的“中东国家优等生”土耳其面前，也遭遇了失败。 土耳其探求自身发展道路和追求自身利益的努力，与昔日盟友的利益并非总是一致，因而与西方的利益争夺成为了某种常态，自然也就引发了西方的不适。
西方政界和学术界不时出现的“谁丢失了土耳其”的灵魂拷问，恰恰就是这一失败的结果。西方对土耳其发展道路的理解往往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点，只是这种设想中想当然的成分居多。 布热津斯基指出：“只要土耳其国内政治不大幅度转向伊斯兰化，美国就应利用自己在欧洲的影响促使土耳其最终加入欧盟，并坚持把土耳其当作一个欧洲国家来对待。”布热津斯基深刻地认识到伊斯兰教对土耳其多方面的深层影响。 ２０１８ 年，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阿曼达·斯洛特（ＡｍａｎｄａＳｌｏａｔ）指出，唯一能从美国和欧洲与土耳其渐行渐远关系中获益的是那些不希望土耳其面向西方的人。 西方对土耳其不断恶化的法治和民主发展状况日渐感到担忧，尤其不满土耳其与昔日盟友在地区问题上渐行渐远的立场。 短期来看，土耳其与西方的关系不太可能改善，尤其是在埃尔多安愈发想要在国内巩固自身权力的背景下。 美国、欧盟和北约需要为未来与土耳其关系发展的艰难历程做好心理准备。
２０ 世纪初，著名的土耳其历史学家塞利姆·德林吉尔（Ｓｅｌｉｍ Ｄｅｒｉｎｇｉｌ）就如何理解土耳其的外交，指出有两点必须把握：第一，土耳其必须适应从帝国转变为二流国家的这一身份变化；第二，土耳其希望成为西方的一个部分。实际上，这不仅仅是观察土耳其外交需要关注的方面，也是理解土耳其国家治理史必须关注的方面。 一方面，土耳其正在成为具有一定全球影响力的国家，而且奥斯曼帝国的遗产似乎也在复活；另一方面，土耳其与西方保持制度性联系的同时，与西方之间的分歧也日益凸显。 土耳其外交的这种调整预示着世界变局的某种趋势，那就是，文明间越来越趋于平等共存，而并非其他文明依附于或接受西方文明改造的关系。 土耳其走什么样的道路很大程度上是历史和现实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土耳其人不断尝试的结果，西方的设定并不具有实质性意义。
（四） 土耳其国家治理的困境
土耳其民主政治实践中累积的问题，对于非西方世界就民主话语与西方学术界展开话语权、发展权之争，有着很高的案例价值。 土耳其自身需要再次探求传统和现代、世俗和神圣、东方和西方之间的联系和边界，从而确立自身独树一帜的发展道路。 具体内容包括：一是共和国时代如何认识奥斯曼帝国的遗产，这种遗产既包括有形的，也包括无形的；既包括已经逝去的遗产，也包括还在起着作用的活遗产。 二是国家治理过程中，如何处理文官政府与军方之间的关系，如何认识共和国历史上的军人政治和未来军方位置的安放。 三是国家治理过程中如何在坚持世俗主义和伊斯兰教复活之间做出平衡或者取舍，什么样的选择最符合土耳其民众和国家的利益。 四是国家治理过程中如何发挥主导民族的作用，同时能够兼顾主要少数族裔以及其他族裔的利益，从而富有成效地进行民族国家的建设。 五是国家治理过程中如何保障发展的主导权一直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不至于受到外部较大的干涉。 六是国家治理模式的器物层面和上层建筑层面如何相互匹配。 七是国家治理进程中如何避免民主化被族裔和宗教问题所裹挟，从而使得民主化成为一种错位的游戏。 这些问题既是学术界需要关注的问题，也涉及到与西方就现代化道路争夺话语权的问题。
土耳其现代化道路最终还是回到了自身特性基础之上，而非简单的模仿西方，这是土耳其国家治理和现代化道路的最重要结果。 实际上自 １８ 世纪末起，土耳其的宗教可以使用世俗的话语加以表达，同样世俗可以利用宗教话语表述，坦齐马特改革加快了这一变化。 凯末尔主义者就属于跨文明融合的产物。土耳其曾经希望斩断与过去的联系，直接跨入西方式现代化。 在亨廷顿看来，无所适从的国家要成功地重新确立文明认同需要具备三个条件：精英的认同和支持，公众的默认，西方愿意接受这种改变。 亨廷顿认为土耳其已经具备了前两大条件。然而，事实证明西方永远无法接受土耳其的这种改变，土耳其自身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因而探索着新的道路。
当前，土耳其是多元民主国家中出现的竞争性威权主义这一更广泛全球趋势的一部分，其特征是“政治机构被削弱，法治被最初通过投票箱上台的领导人侵蚀”。然而，中东文明的多样性和传统的强劲生命力，决定了土耳其现代化探索必须以自身传统为基础，简单的外部改造和西化移植并不能消除传统的力量，也不能构成土耳其国家现代化求索的全部。 相反，这种简单的移植催生了国家治理的诸多难题，对于这些难题的解决，西方国家也提供了参与程度不同的处理方案，效果却不尽人意。 土耳其的西化现代化发展道路遭遇曲折甚至倒退，最终必须尊重伊斯兰教对现代化道路的影响，从深层次上表明：尊重传统与现代化道路之间，具有无法剥离和切割的关系。
三、 土耳其三大治理难题的解决路径及其远景
历经百年的发展，军方干预政治的意愿越来越弱，军方与文官政府之间的分工逐渐明晰，政治伊斯兰则从边缘跃升至政治舞台的中心。 库尔德人既有以库尔德工人党为代表的武力对抗政府组织，也有合法的土耳其库尔德人政党按照规程参与政治。 长期以来，谈到土耳其的政党政治，普遍的印象就是在强人政治和联合政府之间摇摆，进而影响到国家治理的成效，并使得土耳其的治理面临空前的危机。 然而，正发党执政以来土耳其政治保持了相对的稳定性，取得了较好的治理效果。 不过，三大治理难题依然考验着土耳其政府，土耳其的治理能力还需要进一步提升，以下五个方面显得尤为重要。
第一，土耳其治理能力的提升有待于治理模式的重塑，包括对于意识形态的管理和引导。 国家精英、文官政府和社会就国家治理达成基本共识，尤其是保障经济的平稳发展和政治的良好运作显得尤其重要。 土耳其在治理民族问题时，缺乏一以贯之的原则和强有力的推行，治理政策总是在强压和自由化两个极端之间摇摆，由此导致问题日趋复杂化。土耳其民族问题主要还是库尔德问题，对于这样一个跨越时空，关系到国家安全和民众基本身份认同的问题，需要出台综合且明晰的政策，尤其要充分重视该问题的外部维度，简单的强压和政策的反复只会加剧问题复杂性。 宗教问题则既有宗教极端主义的问题，也有政治伊斯兰与相关机构相处之道的问题，这些都要求土耳其国家推出新的治理模式和新的宗教治理体系。 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在时下中东乱局中伊斯兰极端主义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土耳其在相关问题上的处理有火中取栗之嫌。此外，政治伊斯兰、土耳其民族主义和库尔德问题都涉及到意识形态的问题。 历经百年的不断试错，世俗主义和伊斯兰主义基本上可以找到各自的准确定位，但这并不意味着未来不再有意识形态的冲突，因而土耳其需要在伊斯兰教回归的现实中重新定义世俗主义。 土耳其完成了从凯末尔主义到埃尔多安主义的过渡，埃尔多安主义必然将持续受到世俗主义的涤荡，埃尔多安主义的未来取决于对于上述意识形态问题的解决，或者说最终还是取决于新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包容性和前瞻性。
第二，土耳其国家治理的主体还是要回归文官政府，因而强有力和成熟的政党政治决定了土耳其国家治理的基本走向，在当前土耳其已经转向总统制的背景下，这一点就显得更有意义和更值得观察。 讨论文官政府治理的能力，首先或许应该再审视军人政治，或者说，军方在国家治理模式中的作用成为重要的观察点。 威廉姆·赫尔追溯了政变的开端，认为 １９４６～１９５０ 年，“一党专政”国家结束，军队和文官政权之间的共生关系破裂，导致了 １９６０ 年 ５ 月 ２７ 日的政变。 从本质上讲，军方的困境源于其声称要捍卫凯末尔主义遗产：一方面，军队被要求留在幕后；另一方面，军队是凯末尔主义政权的基石。 面对民主党正在破坏凯末尔主义的信念，军方得出了一个矛盾的结论，即为了实现第二个原则，军方有权无视第一个原则。 从本质上讲，这种困境起源于共和国成立之初。亨廷顿认为，在任何社会中，军事制度都由两方面力量所塑造：源于社会安全威胁的功能必要性，以及源于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力量、意识形态与制度所造成的社会必要性。据此判断，虽然军方是否已经完全跻身幕后不再介入政治，尚不能完全定论，但干政的客观条件有削弱的趋势。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５ 日的未遂政变意味着军方在与文官政府的角力中遭遇了重挫，未来很长时间内文官政府将致力于巩固对军方的优势地位。 土耳其文官政府在军人政治的持续考验中，不断变得坚韧和成熟，正发党政府属于文官政府成功的最佳案例。 然而，正发党政府在经济治理、库尔德问题治理方面也受到诸多指责，尤其是西方指责其领导者埃尔多安的威权主义的声浪日益高涨。 与此相关，政界和学界对于后埃尔多安时代的土耳其文官政治，存在颇多担忧。 截至目前，土耳其文官政治已经较为成熟，土耳其文官主导的国家治理模式正在巩固。只是，中东局势的持续不稳定可能导致军人再次较大程度上干涉政治，库尔德问题的恶化同样有极大的可能性。 雅乌兹·奇莱尔（Ｙａｖｕｚ Ｃｉｌｌｉｌｅｒ）对于土耳其国家治理必备的条件，有这样的判断：土耳其需要推出的新的国家治理模式中，政治伊斯兰获得合适的位置，库尔德问题以较小的阵痛得以解决，军人则退回军营而不是直接插手国家的治理。
第三，世俗化是构建现代国家的前提，而土耳其的世俗化必然是与宗教长期涤荡和妥协基础上的世俗化。 哈桑·科塞巴拉班（Ｈａｓａｎ Ｋｏｓｅｂａｌａｂａｎ）指出理解土耳其的历史需要关注到两组问题：其一是伊斯兰教和世俗主义的问题；其二是民族主义和自由全球主义的问题，二者构成了决定土耳其外交的最重要的非物质因素。伊斯兰教和世俗主义的关系更是关系到土耳其的内部治理。 土耳其的世俗化道路具有启示意义，那就是现代国家的建立往往是政治、经济的理性化过程，世俗化可以恢复和构建一种理性的社会土壤，但世俗化又必须置于特定国家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加以讨论。 土耳其经历了从奥斯曼帝国时代的无意识的世俗化到共和国时代依靠立法和行政推动的世俗化进程，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国家强有力的威权推动的。 转向选举政治后，土耳其的世俗化遭到严峻挑战，包括军方在内的世俗主义机构充任了世俗主义的保护人。 由此衍生的结果是，土耳其推行世俗化的方法不断变化，其世俗化内涵也随之不断调整，这种调整直接作用于土耳其的国家治理。 任何时候都需要强调，土耳其温和伊斯兰主义为中心的包容政治之所以能够形成，不能忽视世俗主义的作用。
整体来看，世俗主义的力量确实处于衰微中，即便是在土耳其内部也是如此。 相关调查结果表明，土耳其陆军、空军和海军的组织文化在对军事转型、组织重组以及一些社会政治问题，如世俗主义情绪、宗教信仰和政治倾向的程度的立场方面，存在差异。伊斯兰教对于军方的影响需要得到客观评估，这是观察土耳其世俗主义和政治伊斯兰的重要线索。 当下，中东大变局时代的基本特征之一还是宗教力量的复兴，甚至于是极端宗教力量的迅速发展，这对于土耳其世俗主义的未来构成更为深层次的挑战。
第四，土耳其还要处理好大国抱负与现实能力之间的关系。 土耳其在历史上往往急于成为大国，这种抱负往往影响其正常的发展。 奇亚·奥尼什（ＺｉｙａÖｎｉş）和穆斯塔法·库特莱（Ｍｕｓｔａｆａ Ｋｕｔｌａｙ）指出，土耳其属于“新兴中等强国”，而新兴中等强国一词本身就意味着承认固有的局限性和能力的有限性。 土耳其的决策者心中一直都有远大的抱负，然而脆弱的地缘政治环境，极大地限制了这一抱负的实现。 如果土耳其无法在国家能力与愿景之间做好平衡，将带来糟糕的后果。 同时新兴的中等强国在结盟方面也面临着多样挑战。 一方面，它们对现有的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持批评态度，因而很容易疏远西方盟友。 另一方面，单方面寻求与其他新兴大国建立积极联盟，对其在全球治理中的稳定和影响力极为不利。 土耳其表明了一个新兴强国是如何由于言论和行动的不一致，进而破坏了自身的国际信誉和自我形象。土耳其正积极参与到全球治理中，国际社会对其表现则褒贬不一，尤其是由于更为独立的外交的推行，土耳其招致昔日西方盟友的诸多批评，进而影响到对其国家治理成效的准确评估。
土耳其的国家治理要处理好国内治理与外部治理的关系。 土耳其的国家治理是长期受到外部因素作用的国家治理，西方的援助和欧盟的标准对于土耳其国家治理的作用，需要客观地加以评估。 斯蒂芬·库克（Ｓｔｅｖｅｎ Ａ． Ｃｏｏｋ）以土耳其为例，探讨了外部因素在打破威权主义僵局方面的作用，他将民主化之后的土耳其视为一种军人威权政权。 军队放弃了对政府部门和机构的直接控制，但实际上，在政权维护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仍是来自军队的那些隐性和多维度的制度遗产。 为融入西方所启动的改革举措，对打破土耳其的这种政治体制产生了积极影响，创造了一个可以进行广泛而彻底的制度改革的环境。土耳其国内政治的发展和多种政治势力的博弈，会促使政府在对外政策上做出相应的调整。 埃尔多安政府为了巩固国内的政治地位，提升土耳其在地区和国际上的影响力，积极推行“新奥斯曼主义”外交政策，强化了对中东地区事务的干预，试图重塑土耳其的地区大国地位。土耳其的国家治理不仅仅是内政问题，也有极为重要的外部维度。 外部因素持续而多样地作用于土耳其国家治理，如何有效地将相关因素转化为正面作用，考验着土耳其政治家的智慧。
第五，土耳其国家治理还必须重视持续关注宗教和民族问题，包括它们与民族主义的关系。 正发党的宗教政策、库尔德人政策和其民族主义的立场尤其值得关注。 埃森·基尔迪什（Ｅｓｅｎ Ｋｉｒｄｉş）指出，正发党上任之初对西方保持着温和的态度，然而随着其支持和基础的增长，开始越来越注重伊斯兰教身份，最终逐渐转向民族主义。正如土耳其军方和伊斯兰主义者最初拥抱西方一样，随着对加入欧盟的失望，土耳其整体性感染了民族主义的思潮。 伊斯兰教与亲西方外交，以及伊斯兰教与反西方情绪，从深层次上作用于土耳其的现代化道路。土耳其在较早时期就消除了左翼存在的社会基础，这使得右翼力量在国家政治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 土耳其右翼力量中既有世俗主义者，也有伊斯兰主义者，但它们的核心使命是一致的，即保护主导阶层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 此外，土耳其军方与伊斯兰主义者之间的共同点往往被低估，尽管时代不断变化，然而土耳其的政治本质却未发生根本性的变革。 民族主义与资本主义一直是支撑土耳其右翼政权的两大核心。 这些深层次的政治逻辑形成了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基础，并反过来影响了土耳其宗教和民族问题的解决路径。
而库尔德问题既是对土耳其如何建设包容性民族国家的考验，又涉及土耳其如何处理好与邻国关系，甚至还包括土耳其该如何回应国际社会对库尔德人基本权利保障的问题，由此成为土耳其国家治理难题中的难题。 土耳其关于库尔德问题的治理确实取得了一定的进展，除了承认库尔德问题的存在之外，还试图通过民主的方式加以解决。在区域维度上，土耳其试图通过从外部对伊拉克和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来寻求库尔德问题的解决之道。 显然，关于库尔德问题的解决既有文官政府的参与，又有军方的直接介入，各方既将其看作是国内政治的问题，又将其看作事关国防安全和领土完整。 土耳其在库尔德问题上政策的摇摆影响了治理的效果，最终这种政策应该是致力于解决国内库尔德人问题的同时，又兼顾到区域内的库尔德问题，甚至于涉及国际的维度。 库尔德问题的解决对于土耳其国家治理构成最为深层次的挑战，土耳其需要出台健全的库尔德人政策。
库尔德问题不解决，土耳其永远都是跛足的国家。 ２０２３ 年以来，由于大规模巴以冲突的持续和叙利亚问题强烈的外溢效应，促使土耳其加快了解决库尔德问题的速度，进而保障自身的安全，在扩大的乱局中获利。 埃尔多安和他的执政盟友民族行动党主席巴赫切利均释放了和平解决库尔德问题的信号，实质上还是服务于其大国抱负。 事实上，埃尔多安在 ２０１４ 年的演讲上宣布了“新土耳其”方案，他将旧土耳其描述为“压迫性政权”，将“新土耳其”定义为更加民主和更加自由的国家。 埃尔多安认为现存的恐怖主义问题和宪法问题仍然来自旧土耳其，他会在就任后在制定新宪法方面做出努力，并希望彻底解决恐怖主义问题。这里所谓的恐怖主义问题，更多指向库尔德工人党。 正发党 ２０１５ 年发布的“２０２３ 年愿景”更是指出，土耳其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解决库尔德问题的方法。这种改变已经持续了很多年，政府已经制定了相关措施来消除民族隔阂，消除民族之间发展的差异以及民族歧视现象。从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看，库尔德问题无疑会再度恶化，土耳其凭一己之力难以解决该问题，遑论土耳其尚未找到合理且奏效的解决方案。
土耳其国家治理案例的普遍性在于，社会的发展会获得不同的动力，不同的动力又意味着民众不同的诉求，国家如何应对这些诉求决定了不同的治理模式，进而形成了相互区别的各个时代的特征。 只要诉求一直在发生变化，那么治理就会面临挑战，其中实际上包含了传统和现代的问题。 不同的社会阶层和团体自然会有诸多相互竞争的诉求，由此引发了社会内部的激烈斗争，精英阶层试图引导民意和社会发展方向。在面对社会群体的诉求或要求时，如果政府或相关方未能有效地回应或引导这些诉求，换句话说，社会中不同阶层或不同群体的合理的诉求如果长期得不到满足，就会转化为强大的动员力量，进而造成社会的分裂和动荡，这就是土耳其三大治理难题的另一种版本的解释。 理想和现实之间的持续博弈决定了土耳其发展道路呈现的样式，而深层的因素还在于传统和现代的相互激荡。
四、 结语
土耳其国家治理难题既有历史惯性，又与特定的现代化道路有关。 土耳其的特殊性在于，伊斯兰教的复兴和库尔德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军人政治的出现，而文官政府的脆弱性赋予这些问题新的动力。 作为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土耳其长期面临民族和宗教矛盾，这些矛盾深刻影响着社会的稳定。 库尔德问题是土耳其长期存在的民族冲突，库尔德人寻求独立的诉求与政府立场之间的冲突，导致了长期的武装对抗和社会动荡。 同时，伊斯兰教在土耳其社会中的影响力日益增强，宗教与世俗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有可能引发更多的冲突，对社会和谐与稳定造成了一定的挑战。 归根结底，这还是关于寻找适合土耳其发展的现代化道路的问题。 雷萨特·卡萨巴（Ｒｅşａｔ Ｋａｓａｂａ）认为土耳其现代化进程展现出剧烈波动的特点，主要原因是：土耳其一直在实施一个由制度和民众组成的两面性现代化计划，严格效仿西方制度设计的现代化道路与自由化、个性化的民主进程一直相互冲突和彼此破坏。 这意味着土耳其的转型从来都不是一个统一和线性的过程。
当前，土耳其国内政治呈现出明显的极化现象，更重要的是区域局势前所未有的恶化，土耳其自身的地缘野心却又无限膨胀，由此加剧了土耳其发展的不可预测性。 宗教和族裔问题几乎是所有国家发展过程中都会遭遇的治理问题，外部环境的激变必然导致土耳其族裔和宗教问题更为复杂化，也为军方发挥更大作用提供了机遇。 由此，土耳其的发展道路增添了众多不可预期的因素，发展的不确定性陡然上升。 埃尔多安赋予“新土耳其”全新意蕴，树立了土耳其下个百年的标杆，而国家对于三大治理难题的解决程度依然是重要的观察点。
土耳其国家治理难题的走向，既投射于土耳其发展道路，也受力于土耳其国家治理的途径，属于土耳其发展过程中无法绕开的烦恼。 土耳其的历史中不断重复着从转型接近成功到最后退守至封闭和孤立状态的循环。只有成功地解决了发展进程中遭遇的治理难题，土耳其才可以避免这种历史宿命论的归宿。不幸的是，土耳其处于冲突频仍的中东和环黑海区域地缘政治地带，无形中增加了国家难题解决的难度。 相较于世界其他国家，土耳其国内治理在极大程度上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 土耳其在过去的百年中治理方面有得有失，面对新的百年，土耳其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很大程度上将决定其在变动不居的世界中的地位，也会影响到地区乃至更大范围国际政治的远景。 同样，外部环境的激变也深刻作用于土耳其的国家治理。
